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政治系教授斯泰恩·库勒恩（Stein Kuhnle）是国际上最早对北欧福利国家进行体制的、社会科学的和历史性比较的研究的学者之一。至今，库勒恩关于福利国家研究已经有45年的历程。多年的研究积累呈现出了库勒恩对福利国家及其形成机制的独特理解。特别是近些年库勒恩更是将研究领域延展至北欧与亚洲福利模式的比较上，这些思考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学习、借鉴和参考意义。

　　研究兴趣从北欧扩展到世界

　　库勒恩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是从比较政治学开始的。他的学术背景是社会学、公共管理和比较政治学，后来比较政治学成了库勒恩主要的研究领域。库勒恩早期的主要兴趣在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关系研究方面，同时他第一个开始对1850—1970年的北欧国家进行体制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比较的研究。当库勒恩还是一个硕士生时，他第一篇学术文章作为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于1972在《挪威历史学刊》上发表。该文根据1814年的挪威议会精神，提出一种评估选举权范畴的新方法。当时的挪威号称拥有欧洲最广泛的选举权，于是库勒恩采用约45%的年龄大于25岁的男性作为最佳评估指标。这些研究着重关注国家和民族建设是否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公平等问题。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库勒恩再次采用当时北欧国家社会保险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而研究、比较广义上福利国家的塑造和发展。此后，这成为了库勒恩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后，库勒恩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兴趣逐步从北欧国家的比较扩展到了欧洲、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对过去欧洲和现在东亚经验之间的比较。

　　欧洲多元化福利的四种形态

　　“对于福利国家的发展，我主要感兴趣于内涵是什么、何时进行、怎样发展，谁参与、伴随着什么效果。”在过去30年里，库勒恩已就“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者“北欧模式”完成了大量著述，同时对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非普世的政策、对社会不平等采纳的政治措施及其对应结果越来越感兴趣。

　　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的“北欧模式”或者“北欧福利模式”的概念，已经被许多学者、政治家和评论家提及。库勒恩在2005年与研究伙伴希达尔合作编写出版了《福利国家的对话基础：北欧经验》一书。该书阐述了北欧福利国家的特征、现状和前景，特别强调了它们共同的规范基础。北欧国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西方福利国家。库勒恩认为，“北欧国家涵盖了‘一揽子’因素：例如，福利国家的特征（政策、制度、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国家的强大角色、再分配和社会效果等）；民主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层面（选举体系、参与、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之间的三方合作关系等）；以及北欧国家内部专业的、非政府的、政府间合作的建立与发展。这些都可以被视作促进“北欧认同”并形成“北欧模式”的特征。

　　至于北欧福利模式建立的政治经济基础，库勒恩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因素：福利提供的公共责任，以及基于社会权利思想的普遍覆盖原则。自20世纪以来，关于普遍主义的讨论在持续增长。获得关注的讨论大致可以被划为四种类型：社区的建立、（对抗）风险的扩张、人类尊严，以及经济和政府机构的效率。但是，北欧地区的普遍主义根植于北欧国家的历史发展背景，如历史上组织化的、平等的前工业社会，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共同体面临的非同寻常的危机。因此，库勒恩明确提出，“问题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原则是否适用于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与”，而非泛泛地提问“为什么要采用普遍主义？”

　　然而，库勒恩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在北欧地区，他的回答触及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感兴趣的问题。“我研究的问题包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并立法保护社会保险项目，动机是什么，北欧历史上当国家开始积极发挥社会作用时，为什么北欧国家最初选择了不同的战略，北欧国家从德国的先行政策发展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在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的初始阶段，官方的公共数据和专家发挥了什么作用等。”库勒恩已经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其《欧洲福利国家的生存》一书中，研究者在广泛的福利改革案例的基础上，探索了统一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在多元化的国家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但是，相似的国内和外部挑战引领了欧盟地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这种合作的战略“只能通过构建某种民主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或者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道路，“规避不同国家之间社会规则上的竞争，成员国应该承诺遵守欧盟层面的管理，进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标准”。“因此，成员国不必忠于任何很可能有问题的组织上的和谐。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或许也可以以已有的四种形态（欧洲大陆、北欧、南欧以及英国模式）继续生存下去。”

　　福利模式面临改革但仍能保持活力

　　由于社会老龄化、移民以及经济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担忧综合且较高花费的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政治层面已就限制社会支出增长进行了改革，例如，设定更加严格的利益平等分配标准，削减未来养老金利益。福利的多元化思想等对北欧福利国家有了一定的影响。库勒恩说，“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空间留给了市场去解决，而这只是作为公共项目的附加或者补充，不是替代。这种发展会导致我所说的‘福利的社会分割’，对公共项目产生消极的政治效果。北欧的社会政策已作了一些调整，例如已经有了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让个人为他们未来的养老金承担更多责任。现在在挪威，一般的退休年龄为67岁，但是人们在私营部门以及地方部门能够一直工作到72岁，在国家部门一般是70岁。提前退休是可以的，但是相应地养老金也会减少。尽管医院照料比如由公共税收支付的那部分仍旧是‘免费的’，但是在卫生部门合作支付的药物和医疗服务在逐渐被引入。”这意味着在医疗领域逐渐增加个人责任，由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的做法逐步在推广。不过在丹麦，医生的诊疗目前仍是免费的。“总的来说，也有许多努力用于鼓励福利领域的志愿服务。”

　　而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未来，库勒恩持有较为乐观的观点。“我认为‘北欧模式’仍旧很有活力。从长远看，它已经挺过了几次短暂的危机，例如，最近几次的全球经济危机后，北欧福利国家的恢复比其他类型福利国家更好。不以静态的角度观察这种模式是很重要的：很长时间以来北欧福利国家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仍旧保持不变，但是，持续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存在的。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体系使得这种模式更加有活力。对于北欧模式最大的考验是它是否能够成功应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社会、大范围的移民和与难民的融合。我认为福利国家在现有框架下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持续下去。从长远角度看，欧洲福利国家一直持续并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虽然总是有问题、总是面临挑战并接受改革，也许在未来变得不那么慷慨，但欧洲福利国家仍被认为是可取的，并会一直持续下去。”

　　尊重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

　　早在2000年，库勒恩和他的同事就已开始反思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政策进展缓慢的矛盾。研究认为，亚洲国家社会保障项目确实低于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水平。然而，在1985—1995年间，出现了普遍意义上的经济伴随着福利的扩张而快速腾飞。甚至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国家福利的责任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明显地增强。

　　近年来，库勒恩更加关注福利国家全球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库勒恩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北欧和东亚福利模式中，并反思这两种福利模式是否呈现出了融合的路径。“如果说北欧福利模式和东亚福利模式正在向统一的方向发展或许有些武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应对相似挑战采纳的对应社会政策反映出社会政策话语的全球化趋势。这一点上，北欧和东亚的社会政策正在呈现出更多相似的发展方向。比如某些东亚国家正在向一个更加普遍主义的政策或者说向‘北欧’方向发展，而北欧国家也在减少对国家或者公共福利的绝对依赖。”

　　最后，库勒恩探讨了中国向北欧的学习与借鉴。库勒恩说，“我以为，中国是否应该学习、学什么，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体制的政治影响以及政治知识存储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如何认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的规范以及政治的价值问题。北欧福利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遵循一个宏大的计划，而是务实地一步一步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二战后初期的政治协商中，普遍主义的政策蓝图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得以集中体现，这表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平等政策的基础。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独特的，这些是不能够‘出口的’。但是，如果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认为减贫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认为社会和政治稳定是高度重要的，那么，我想从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中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北欧国家也在组织和参与上有良好的表现，同时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政治进程和政策的结果两者均促进了政府问责制和政治的合法性。”

　　中国福利制度应体现社会主义特征

　　从其学术成果可以窥见库勒恩对福利国家的价值尺度、国家政府的积极作用、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关系，以及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反思。库勒恩也并非提倡简单地复制北欧模式，他强调在各个国家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现状。库勒恩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及方法对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及福利制度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关于福利国家历史经验、未来发展的讨论有助于深入思考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内涵、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福利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福利制度设置的相互作用。其次，北欧福利国家研究的意义包括福利制度的比较。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的福利制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我国的特性在最初和根本上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发展是为了人民。人民利益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致，以及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改善人民福祉的关键作用，都和北欧国家有根本的不同。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分析中国的制度、文化、道路对福利制度建设的影响，以及探索和完善我们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深刻的意义。研究的意义还包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现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其社会政策制定的内涵、过程，以及投入方式与产出，其自身明确的特征、发展过程以及不断的改革创新，都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学习借鉴。这些与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的社会建设，以及对民生福祉的改善和实现小康社会直至中国梦的实现都息息相关。（潘屹 王子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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