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1]，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豪侠”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①。中晚唐时期士人对豪侠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豪侠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唐传奇中的豪侠其实有它的历史渊源，并非全凭空想捏造而来。不过同历史上的游侠相比，唐传奇中豪侠的内涵性质和行为特征都在发生变化，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不断调整“侠”的观念，把他们对“侠”的理解通过笔下不同的形象表达出来。通过对唐传奇的豪侠群体作类型分析，能够发现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线索是“武”与“侠”的合流与分异，从这个层面看，唐代豪侠小说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正是“武”、“侠”内涵的分合变化为后世武侠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可能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唐代以前“侠”与“武”的观念和侠客形象之滥觞

　　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其实各自涵义不同。“武”是武功，是技击本领，是工具和手段；侠是一种精神特质，是一种行为姿态，具有这种精神、以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亦称为“侠”或侠客。“侠”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五蠹》中，他认为侠是“带剑者”，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虽然剑作为武器已伴随侠客初露端倪，但无论是韩非、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并不注意这个，他们着眼的是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振穷周急”的精神，为“赴士之困厄”不惜“时扦当世之文罔”[2]，或者如班固反面评价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3]的自掌正义的姿态。《史记》、《汉书》为游侠立传，无论是卿相之侠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还是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剧孟等，均未见有何过人创武功。最著名的侠客荆轲刺秦的场面绝非如电影《英雄》中那般眩目，不过是普通人之间的搏斗：“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秦王拔剑以击荆轲，“断其左股”[4]，而事遂不就。故陶渊明叹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没有武功却被推崇为侠客中最上品的“神勇之人”，只是因为荆轲具有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胆气和精神。不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对精深剑术的祥细描述。白猿与越女比试剑术，越女的剑术神妙莫测。越王问其击剑之道，越女日：“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5]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练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无怪越王赞道“当世莫胜越女之剑”。越女是精通剑术的武术高手，但没有任何侠义事迹，显然不是一个侠客。综上所述，可知先秦两汉时代，“侠”并不与“武”有何密切联系，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交叉。不过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史记》、《汉书》中的游侠群体和《吴越春秋》的越女形象分别阐释了“侠”与“武”的内涵，成为后世豪侠小说之滥觞，在“武”“侠”内涵的交织变异过程中，孕育出大批风姿各异的豪侠形象。

　　二、从唐传奇中豪侠的类型特征看“武”、“侠”观念的合流与分异

　　不同时期的唐传奇中豪侠形象有不同的特点。中唐时期的《谢小娥传》、《柳氏传》、《柳毅传》、《冯燕传》等小说刻画了一批轻生死、重然诺、爱惜名节、鄙弃财禄的豪侠义士形象。他们虽然举止各异，社会身份也互不相同，然而都具有一种气势浑厚的道德风范和纵横捭阖的人生情态。谢小娥身为女流，“呼号邻人并至”才活捉申春，并不比一般人有力量；黄衫客为霍小玉打抱不平，不过是“挽挟其(李益)马，牵引而行”；柳毅只是一介儒生，即如许俊(《柳氏传》)、冯燕(《冯燕传》)、古押衙(《无双传》)、郭元振(《郭元振》)，也都是没有神奇本领的常人，他们为人排忧解难，靠的不是武功，而是胆气、精神。追溯源流，中唐时期小说中的豪侠接近于《史记》《汉书》所记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

　　晚唐豪侠小说与中唐又有所不同，在侠义精神之外，作者着重强调了侠客身怀高深的武功、能使神秘的道术。小说中侠客多用剑，又多有女性，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等，这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越女的故事一脉相承。越女剑法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其中还蕴涵着道的玄机。而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皆出于《酉阳杂俎》)、聂隐娘(《传奇》)的剑术同样深不可测。兰陵老人“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剑气使黎干心胆俱丧，且兰陵老人又善谈养生之道，而昆仑奴磨勒10年之后尚容颜如旧，卖药于都市。剑术之外，崔慎思妾、车中女子(皆出于《原化记》)都能飞檐走壁、轻捷如鸟，这似乎是对“轻功”的最早想象。聂隐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能变幻身形、善隐身之术，此外还能化尸为水，剪纸成物。红线(《甘泽谣》)在额上书太乙神名，就能“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从田承嗣枕边盗走金盒。这些侠的行迹已近乎仙，非常人常情所能揣度。中唐小说中的豪侠与世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此时精深神秘的武功已经将侠与世人分离。从小说本身来看，无论是展开情节还是塑造形象，“武”的因素已经必不可缺。在另一些更晚的豪侠传奇中，“武”成了作者关注的唯一要素。《剧谈录·潘将军》中，潘将军有一串宝玉念珠，“储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原来是一“三鬟女子”为了与“朋侪为戏”而窃，游戏过后即完璧归赵。《田膨郎》(《剧谈录》)情节与此相似，唐文宗所珍视的白玉枕被田膨郎从“寝殿帐中”偷走，而这个“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的田膨郎又为王敬弘小仆制服。作者为小仆安排了飘然归蜀，如鹤远翔的结局；又借皇帝之口评论田膨郎道：“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也。”在这里作者亦表达了对侠的敬意和羡慕，但只见此“侠”之“武”而未见其义，已全非中唐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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