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历朝历代，虽然王朝政权各不相同，甚至都是通过武力推翻前朝，但还是都称自己为“中国”。到底“中国”一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追溯起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意思是指“天神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此文作者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即“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时非常年幼，由周公摄政。由此推断，《尚书·梓材》创作于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时代，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据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见，“中国”一词至少在周朝已经开始正式使用。另外，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三篇提到“中国”。分别为：

1、《诗经·大雅·民劳》中提及“中国”四次，具体是：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以安抚中国四方的人民”。

（2）“惠此中国，以为民杰”，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以满足人民的心愿“。

（3）“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让人民宣泄心中的烦忧”。

（4）“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意指“惠及中国的百姓，使国家没有凶残事情发生”。

2、《诗经·大雅·桑柔》中提及“中国”一次，具体是：“哀恫中国，具赘卒荒”，意指“哀痛中国，发生如此多荒灾”。

3、《诗经·大雅·荡》中提及“中国”二次，具体是：

（1）“咨女殷商，女��裼谥泄�”，意指“你这个殷商的国君，你在中国作恶”。

（2）“内�`于中国，覃及鬼方”，意指“你在中国激起众人愤怒，连国外的其它族类也不能忍受”。

    这三首诗均是创作于周朝周历王时代，作者分别是召穆王和芮伯，是周历王时代的两位重臣，通过诗歌的形式来劝谏周历王爱护“中国”，善待人民。《诗经》这三首诗再一次验证，三千年前西周时代就开始使用“中国”。

    除了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国考古发现的周成王五年铸造的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也提及“中国”，但写作“中或”，“或”是“国”字的早期写法。铭文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指“我（周武王）已经据有中国，自己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君王”。这个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以考古的角度更加确认了西周已开始使用“中国”。

    据考证，西周时期，中国是天子之国和诸候列国（即受封的藩国）并举的政治格局。周成王在位时，采纳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国方略，分封诸候71国，让他们来承担保卫京都的任务。此时的“中国”应是指天子之国和各分封诸候列国的整体疆界范围。其中，天子之国是中国君王（即天子）的直接统治地区，各诸候列国的土地和人民，名义上是归属于“中国”，除军队和“礼乐”归天子之国调配外，在其它方面拥有自主权。

    从《尚书》、《诗经》文献记载分析看，周期也称商朝为“中国”，但是商朝的甲骨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中国”字样。据专家学者考证，商朝人并不把国家称作“国”，而是习惯称“邑”。甲骨文献中，商朝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邑商”，并称周边四方的国家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在殷商甲骨文献中，商朝人还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对此，中国著名史学家、甲骨学家胡厚宣曾论称“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

    在《尚书》、《诗经》以及后世《论语》等文献中，大部分把商朝称为“殷”、“大邦殷”，而“殷”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作注时讲“殷，引之为大也，为众也，为中也”。《史记》索隐中更是直接解释为“殷，中也”。由此推演，“殷国”即是“中国”之意，间接可以说明商朝人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只是用“中商”、“大邑商”、“大邦殷”、“殷”体现。周朝之“中国”也可能是由此过渡而来，推翻商朝后，顺势由原来的名称改为“中国”，“国”字也可能是由“周朝”正式开始使用。

    以上均是有明确文献记载，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留传，是否也曾经称“中国”或有“中国”相关的意思，只能通过后人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推演。

    《说文》中，对“夏”字解释为“夏，中国之人也”。如果此“夏”是指夏朝的“夏”，则可以间接认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也自称为“中国”，从其后的“商朝”未用“中国”二字，可以推演，夏朝如果称“中国”，可能并不是用“中国”二字，而是另有所表。

    《尚书·禹贡》中，有一句“中邦锡土、姓”。这是记录三皇五帝中的帝禹的内容，即我们常说的“大禹”。据专家学者考证，在中国上古时代，“邦”通“国”字。由此看，“中邦”即是“中国”。《史记·夏本纪》中，更是直接写为“中国锡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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