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莽在摄政和称帝时期的民族政策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学术界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相对而言，对其否定者多于肯定者。持否定态度者大都认为，王莽的民族政策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与周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王莽“推行一系列恶化汉匈关系的政策，破坏了汉匈之间的团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王莽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和加强中央对地方民族政权盼控制，维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予以肯定”；王莽向匈奴所颁布的四条“对于匈奴奴隶制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可以割断匈奴国家奴隶的来源”，“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如果从与匈奴和亲的耗费与匈奴的内部情况等多方面来分析，王莽对匈奴的政策还是有对症下药的地方”；王莽对高旬丽、西南夷的战争“是镇抚地方叛乱，这些战争的范围与对象都向我们表明，它们与侵略性质的战争毫无共同之处”，“不应该说王莽是侵略者”。因为专家学者都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献资料，所以，否定者和肯定者一时很难达成共识。只要我们对王莽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一番系统梳理和认真考察，或许会更加接近王莽民族政策的实质，更容易理解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一些离奇古怪的做法，更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从王莽的所有言行来看，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比较理性，而且还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致说来，王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一统”、怀柔及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等三个方面所构成。

　　一、“一统”思想

　　“大一统”理论至迟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萌芽，战国时期已经定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当梁惠王问孟子怎样才能安定天下时，孟子十分肯定地回答：“定于一。”(《梁惠王上》)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理想不仅变为现实，而且成了主流思想。所谓“一统”，即“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董仲舒传》)王莽的“一统”思想即源于传统的大一统理论。

　　从文献记载来看，王莽关注民族关系始于元始元年(公元1年)。是年正月，王莽委婉地告诉益州的官员，让他们想办法“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于是群臣盛陈莽功德”(卷35)，王莽也因此得到了“安汉公”之号。“越裳”为南方边远地区的一个古国，王莽让越裳--氏来献白雉，尽管含有自比周公、捞取政治资本的意图，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的大一统的民族关系思想。王莽刚辅佐汉平帝时，就曾向皇太后提出过“宜明一统之义”(《王莽传上》)的建议，而“一统”的突出标志就是四方来朝。作为皇太后来说，当时最需要的是天下一统，所以，王莽便想通过越裳氏来献白雉这种古老的方式，来取悦皇太后。皇太后在诏书中对王莽大加称赞说：“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王莽传上》)皇太后之言，真实反映了她本人和王莽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元始四年(4)，王莽在给皇太后的奏折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王莽传上》)从表面来看，王莽是为皇太后歌功颂德，实际上是他本人民族关系思想的真实反映。

　　建立新朝后，王莽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一统”思想：“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王莽传中》)不久，王莽在给五威将的策命中又说：“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王莽传中》)《汉书·王莽传中》载：“莽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专念稽古之事”。可见，“一统”思想是王莽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天下必须一统，必须由汉王朝和由他建立的新朝统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即他所说的“天无二日，土元2E'’。如果少数民族政权与汉王朝和新朝分庭抗礼，甚至“僭号称王”，那就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就应当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一统局面。所以，天下一统，四方来朝，是王莽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

　　应当说，王莽的“一统”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相吻合的。我们知道，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是西汉自汉武帝之后的统治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董仲舒传》)作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王莽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兼容并包，自然会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应用到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之中。

　　王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做法，都是在他的“一统”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元始二年(公元2年)，作为新都侯的王莽暗示匈奴单于，让他把王昭君的女儿须h居次云派到长安，伺候太后。王莽的做法虽有取悦太后之意，让太后觉得她的“威德至盛异于前”(《匈奴传下》)，但也反映了王莽的民族关系思想。因为当时汉平帝年幼继位，太后临朝称制，需要得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和支持。王昭君之女人侍太后就具有这种象征意义。

　　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句姑和去胡来王唐兜因怨恨汉朝的都护校尉，带着家眷和所部人马投奔了匈奴。匈奴单于接纳他们之后，又向汉朝作了通报。王莽等人大为恼火，便派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对匈奴予以强烈谴责。而匈奴单于囊知牙斯认为：“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日：‘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匈奴传下》)王莽把车师视为“内属”汉朝的地方政权，匈奴则将其视为“外国”，这是以“一统”思想处理民族关系的王莽所无法容忍的，因此，王莽不仅派人谴责匈奴单于，逼迫单于交出句姑和唐兜，而且还“诏会西域诸国王，阵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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