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除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统治阶级的需要有密切关联外,国际形势和周边睦邻关系对一国的政治制度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古代中朝日三国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主要成员,它们之间的政治制度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但在已往的研究中,只是对各自国家政治制度进行国别式研究,比较研究仍带有静态关系的性质。为此,本文拟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视角,试论唐、新罗、日本三国政治制度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并进行多边比较以归纳其不同特点。

　　一、隋唐时期东亚国际关系

　　东亚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特别是朝鲜与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的形成,是与隋唐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背景及其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如与围绕隋唐时期“慕华”观念的形成,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册封体制、朝贡关系、实利外交等是密切相关的。

　　1.“慕华”观念与册封体制

　　“慕华”观念是指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羡慕、学习和汲取的思想观念。“慕华”观念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二是,从4世纪始东亚各国文化的核心更加趋向于中原文化。三是,隋唐时期正值东亚国家特别是朝鲜和日本古代国家成长、扩大王权的关键时期,它们迫切需要引进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的方法和经验。前两者不言自明,至于后者我们知道:首先,朝日两国不仅在文化上与中国比较接近,而且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大体相似,即都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相似的国家体制就意味着中国的律令制度对朝日两国来说,大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其次,当时朝日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不得不使两国向中国学习,以早日实现“用夏变夷”之目的。如朝鲜三国时期的分裂与混战,使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统一后的新罗则百废待兴,非常需要治理大国的经验。日本亦如此,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需要借鉴和吸取中国的先进经验。如7世纪中叶,日本大和改新全面引进唐朝律令和文化,大宝令、养老令的制定就是最好的见证。与此同时,伴随统一富强的隋唐帝国的建立,东亚国际关系也从各国、各政权的相互纷争转变为相对稳定的新的国际秩序,即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册封体制”是以朝贡关系来维系的,而朝贡关系的性质则随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如隋唐前的朝贡关系大多表现于形式和名义上,而隋唐时期则可谓是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朝贡关系。换言之,这时的朝贡关系除反映中国和周边国家间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外,在许多方面还包含有经济、文化和各国实利外交的因素。由于隋唐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和周边各国为生存、发展相互纷争,使当时东亚国际关系具有了许多实利外交的成分。

　　2.实利外交与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

　　如果说隋唐时期以册封体制为核心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基本架构,那么,各国实利外交则可谓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所谓实利外交,就是摆脱不切实际的理念和原则,根据千变万化的国际新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采取符合本国利益的务实的对外政策。隋唐时期,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的加深和各民族国家逐渐成熟和发展,国际关系也变得异常活跃和多样化,尤其是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各国为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保持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国际地位,都采取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实利外交和灵活、自主的对外政策。如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当它们需要借助中国力量时,便主动建立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而当有损于各自国家利益时,又争相摆脱册封体制的束缚,与中国分庭抗礼,甚至发动战争,这是实利外交的具体表现。如高句丽在向隋唐朝贡的同时,多次与之发生战争;百济起初也搞朝贡外交,但最终联合日本与唐朝展开了白村江战役;新罗在灭亡高句丽和百济之前是与唐朝最亲近的朝贡关系国之一,但到统一愿望实现时又展开了反唐朝的战争。此外,大和时期的日本也在积极派遣隋唐使的同时,常因对等外交问题与中国产生纠纷。在中国,对外政策上也有很多实利外交的成分。如平时以册封国自居,视周边各族为夷狄,但当国内外形势处于危机之时,也常以结盟、和亲、怀柔等形式来缓解与周边各政权的紧张关系。如唐初,东军曾长驱直入中国内地,唐太宗基于缓兵之计,亲临渭水岸边与首领颉利可汗对话,立盟休战。这是唐朝为牵制而采取的羁縻政策和实利外交的一种反映。可见,实利外交是隋唐时期古代各国及政权相互交往的出发点。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是东亚形势与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时代。但尽管如此,各国间的政治矛盾与纠纷是短暂的,而长期的和平环境促成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形成。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是指东亚国家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东亚价值和文化理念为基础,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册封体制为核心内容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关系。这种文化大背景为东亚各国在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亚三国政治制度比较

　　隋唐时期,东亚国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下频繁往来,广泛交流,从而奠定了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的牢固基础。这时期的唐朝社会经济空前发展,随之以“律令制”为主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也臻于完善,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展。唐朝律令制之所以能向外辐射,是由于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正值封建国家成长、发展的时期,需要借鉴中国的各项制度。如新罗在与高句丽、百济的角逐中常处于劣势,因此总想借助唐朝力量达到摆脱危机、增强势力的目的。于是,采取各种外交手段与唐朝建立蕃属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引进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成为古代朝鲜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出现强大统一的隋唐帝国,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及辽东一带出现的高句丽等,都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隋唐东征(高句丽)及各地政权在不同程度地进行变革都对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挑战,日本频繁地向大陆派“遣隋使”及“遣唐使”,努力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增强自己的实力,以至发生后来的划时代变革——“大化改新”。即使与中国的关系紧张而无法交往时,也通过新罗和渤海国间接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也正是这种努力才成为日本日后发展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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