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走出山村入大学时，聂绀弩已经作古，主流或曰官方现当代文学史不载其名，只是偶尔在其在世的同辈文人或后辈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他。大约在大学毕业后数年的某日，在一本书中读到引用其《水浒人物》咏恶吏董超薛霸的两句诗：“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犹如雷击电触。

当时我正关注《水浒传》中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社会的循环，尤其关注恶吏是如何练成的。聂公十四个字就点出恶吏存在的历史必然------只要宋徽宗这类君臣当道的帝制或准帝制存在一天，那么恶吏是这类政权存在须臾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们可恨亦可怜，陷害林冲、卢俊义等良善之辈一马当先。而当局势一变他们不是被痛恨他们的义士侠客杀掉，就是被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推出来做替罪羊。

由于当时为生计奔忙，没能去找到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聂公旧体诗的《散宜生诗》，抱憾多年。今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井天先生煌煌百万言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元好问曾感叹：“诗人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中国自古笺注诗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笺注不但需要好的学养，还需要大的情怀。

不但要弄懂诗文字面上的意思，更要走进著者的心灵。尤其著者与注者时空相隔，做隔代知音尤为不易。如侯井天先生在《后记。注聂心路》中所言的：“我和聂绀弩的一面之缘，不过如此。直到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才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作者此时年已过花甲，为此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聂绀弩的轶诗和与之相关的信息长达二十余年。这种因心灵上的相契而抛弃一切功利的行为，让我这样的晚辈，从中窥见中华文脉虽经无数劫难，而总能得到顽强传承的重要原因。

自1905年满清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后，继之而起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受到了历史的冲击，由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文化的舞台，由此，寄生在士大夫阶层的旧体诗（或曰格律诗）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旧体诗在一些鼓吹新文化的文化改良主义者的眼中，几乎和“封建余孽”是划等号的。它无病呻吟、它约束思想，它形式陈旧……连一些旧体诗做得相当不错的文人如鲁迅，也不主张年轻人再学作旧体诗了。旧体诗似乎只成为供人把玩的文字游戏。但士大夫阶层消亡不是短时间完成了，而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即使像鲁迅、郁达夫这些有游学外国经历、对旧文化反对不遗余力、以新文学立身的大家，身上也或多或少有士大夫的气息，尤其是他们做旧体诗时。且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将这类诗放进唐代李义山、宋代晏几道、清代龚定庵的诗词中，那种情调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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