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蓝玉案，是指明洪武帝朱元璋诛杀大将蓝玉、继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历史事件。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掉这些有功之臣呢？

尽管《明史》对胡惟庸和蓝玉作了区别处理，将胡惟庸列入了奸臣传而蓝玉没有列入，但是后人都将两案等同视之，认为朱元璋卸磨杀驴，他本人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屠夫”、“暴君”等恶名，成为开国皇帝功臣的又一典型代表。

当我们将视线回到洪武二十三年左右时，不难发现大明朝当时周边的国家发生了许多谋反事件，很多皇帝被杀。如安南、高丽、占城等国均发生。可以想象，周边国家众多的叛逆行为对朱元璋不可能没有影响，但说他为了消除隐患大杀功臣的观点似乎也很难成立，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

第一、如果为了子孙后代铲除隐患，只需处死在世的功臣大将，已经去世的肯定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进行追究，然而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朱元璋对许多死去的功臣也做了处罚。

两案中都有大量的“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对不具威胁的死人进行惩处，正说明案件以事实为依据，公正合理，无论在世不在世，都要追究责任。

第二、如果朱元璋为了铲除隐患，其罪名就会非常牵强，那就没有必要大肆宣传，以免被人看出破绽。然而，朱元璋将案犯的罪行详细记录在册，而且广泛发布，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可见朱元璋对这两个案子的办理非常有信心，自认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第三、两案的处理符合朱元璋一贯严苛的作风。朱元璋的统治风格一贯铁血，立国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在战争初期，胡大海、赵仲中被杀是如此，建国后，李彬、杨宪、汪广洋先后被诛，都显示了朱元璋的不近人情。

法律严明是朱元璋取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朱元璋的铁面无私不但体现在对待外人上，对自己人也是如此。驸马都尉欧阳伦贩卖丝茶，依律当斩，朱元璋不顾女儿苦苦求情，坚持将欧阳伦处死。

第四、如果是兔死狗烹，何不一网打尽，而要陆陆续续，不断有人受到处理，呈现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态势。铲除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突袭，一网打尽，就像刘邦诛杀韩信那样，使被杀者来不及反抗。

可是胡蓝两案延续十数年，时不时处理一个。这样就会给涉案人员的反抗提供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之所以延续时间这么长，是查案所需；之所以一个个处理，正是因事而起。

第五、朱元璋没有必要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手，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发，朱元璋的第八子，分封在长沙的潭王朱梓和他的妻子于氏都自杀身死。

于氏的父亲于显是开国功臣，在洪武二十年病死，他的哥哥宁夏指挥于琥被卷入“胡惟庸案”，后来被杀。潭王朱梓也因此受到牵连，朱元璋召潭王夫妇二人来南京禀报此事，二人畏罪自杀，朱元璋下令废除了这个封藩。潭王的涉案，正说明逆案不是无中生有，因为朱元璋不可能无故去调查自己的亲生儿子。

第六、如果是兔死狗烹，没有必要一边杀功臣，一边又封功臣。《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封张铨为永定候，食禄五百石，世袭指挥使。如果说朱元璋打造“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为了功臣，那么他在这时封张铨为功臣纯属是给自己日后找麻烦，这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况且张铨是定远人，属于淮西集团，是李善长的人。

由此可见，种种认为朱元璋为子孙后世扫除障碍，对功臣实行过河拆桥的观点，难免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

《明史·太祖本纪》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对朱元璋进行了开脱，认为太祖杀人有两点原因。

其一、法律日趋完善。创业之初法律松弛，比较宽松，和平治理时期法律逐渐完善，因此犯法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法治完备的必然趋势。人们每谈到这一现象就感慨朱元璋鸟尽弓藏，说他猜忌心太重，这个看法不一定准确。明史中说：“论者每致概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

其二、功臣居功自傲，不法行为增多。在元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乘机而上，在战场上立下或大或小的功劳，一旦取得荣华富贵，就容易产生骄气，皇帝很难掌控，关系近了就更加恃宠而骄，引起矛盾。关系远了又不满抱怨，联合起来自卫。

当皇帝的不能为了他们破坏法律，迫不得已处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有意剪除（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

《明史》中这些解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历史的角度看，朱元璋功臣的这一做法具有进步性。如果朱元璋生前没有对这些图谋不轨的功臣进行，那么在他身后，那些无法无天又生性强悍的功臣必定会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也就是说，中国将会进入另一个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车轮将会倒退，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管朱元璋功臣是出于何种原因，但他的这种做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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