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何要暴力拆迁东南沿海
康熙皇帝曾被后人称作“千古一帝”,在他执政长达60多年里,削平三藩,平定准格尔,击退沙俄侵略,在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从海洋的角度来讲,特别就其“迁界”而言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便有多只抗清武装。在满清实施残酷的民族手段“剃发易服”以来,国内更是爆发了各种抗清运动。但这些抗清武装都在满清统治者“坚壁清野”的残酷民族政策下逐渐消亡。随着南明政权的消失,满清只有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活跃在东南沿海一代的抗清武装郑成功。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满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想够够不着,想避避不开,于是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不但禁止渔船、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中国岛民的生计。
“禁海令”推开后,虽然尚未强迫迁移,然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被堵死。岛上居民顿失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我们先民本来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这严重阻碍了国家、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
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更加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
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
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t望,违者死无赦”。
1662年,即改元康熙以后,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
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三天时间过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基本上就成了无人区。
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据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就这么着,康熙还嫌“迁”得不彻底。
1664年5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如此一迁、再迁、三迁,才把沿海无人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最远距离有达二三百里者。
那时的拆迁,已经不能用暴力来形容了,野蛮也不能写尽其罪恶。拆迁时,大小官员手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划界从中间穿过,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边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
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几次迁界,涉及广东28个州县,深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亩有余。迁徙之民被迫离开故土的时候,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描述当时迁界的惨状。
其中有这样洒满血泪的句子: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执行“迁界”令自然首当其冲。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为界,随即建立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划界的标准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或是挖掘深沟堑壕,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再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将泥土筑成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界墙。
同时,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立寨和墩,五里一墩,十里一寨,建一寨需3000多两银子,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拷掠鞭,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寨、墩建成后,墩由5名兵丁把守,寨由6名兵丁把守,禁止百姓越界去海边,凡违规越界者“杀无赦”。该省靠近广东的东山县,迁界时百姓故土难离,牵衣顿足不肯挪步,官军便大开杀戒,当场被屠戮的居民近3万人。
《台湾郑氏始末》一书这样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
“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肆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
《台湾外志》形容:
“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
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以后,东山百姓返回家园的幸存者十仅二三。
近年播放的一部赞扬“康熙大帝”的电视剧,推出姚启圣老奸巨猾一张油嘴,将“迁界”表现得温情脉脉,大仁大爱。不但说“迁界”禁海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还说朝廷处处体恤百姓搬迁之劳,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是早在内地为迁移百姓准备了多一倍的土地,且三年之内不纳粮,三年以后田土谁种归谁;二是迁徙搬家运载工具不够的,可以用军营的车马帮着载运,6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兵勇用轿子抬着走。
荧屏上,老太太笑眯眯坐在官轿里,男女老幼欢天喜地忙搬迁。事实上,清政府没有任何妥善安置迁徙百姓的举措,倒有不少防范被迁百姓返回故地的损招。当居民被赶出世代久居之地,立刻毁屋拆墙,有来不及退出者即被压死在倒塌的房屋内。至于留在住地不愿迁徙的“钉子户”,官府即派人放火焚烧房屋,“片石不留”,人也跟着恢恢烟灭。紧接着摧毁农民辛勤耕耘播种的田土,砍伐世代经营的林木。“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至是一望荒芜矣”。
近代中国,大洋彼岸的商船、兵船都在猛烈叩击中国的大门,但满清朝野上下皆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纸迁界令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人为地将好端端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为日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腾出广阔空间。禁海与迁界,最可怕的还是作茧自缚,禁锢了整个国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维活力。偌大居然可以数百年躲进“蜗牛壳里”,闭眼不看欧洲大航海带来的世界巨变,津津乐道着“天不变道亦不变”。
当粉饰的太平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得满地荒芜时,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屈辱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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