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威震欧亚的大辽契丹军队
宋朝和他先前的王朝一样,是武夫开国,但黄仁宇先生把宋太祖赵匡胤看作是“职业军人”,说“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其实赵匡胤的前辈,远的不说了,后周太祖郭威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翻回头去说宋太祖,在他的本纪中可以看到看到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的高手,今日的“三十二势太祖长拳”便是他的杰作,故而宋人称之为“艺祖”。宋人有一块心头病,这便是“燕云十六州”了,终宋一代,自太祖始,深引为恨。
这“燕云十六州”,元人郝经有《白沟行》,诗云“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郝经后来做了灭宋的药引子,后面自会提及,此人有大学问。)这十六州中的幽、蓟等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太行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
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后晋的石敬瑭为了自己做皇帝,借契丹兵灭了后唐,这燕云十六州就作了“利息”给了契丹。十六州之地是一个极其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远较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在军事上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幽州升为南京,在此南京建立了南面官,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自这一时期开始,时人是看作“南北朝”的。
当年周世宗柴荣实在是辽朝的克星。在他手里收复了被辽朝占据的瀛、莫、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所谓“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北宋初期,太宗曾两伐辽人,一次是在太平兴国四年间(西历979年),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乘胜北伐辽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失地。其实宋军以伐汉之疲弱身躯再北上千里,粮储不继,且太宗前言之赏赐皆未到手,人人有厌战之心,却都不敢说出。最初也曾势如破竹,易、涿、顺、蓟等四州皆为宋军克复。在幽州城南,太宗亲率大军大败辽军,四面围攻幽州。可是紧要关头,人家的援军及时赶到,在高梁河大败宋军。
第二次在雍熙三年(西历986年),太宗再度北伐,以图收复十六州。这次宋军兵分三路,名将云集,开始时又是进展神速,屡屡获胜。不到一个月西路军收复了云、应、寰、朔四州,中路军攻下了飞狐、灵丘、蔚州。可辽军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大败宋军主力东路军。曹彬部下死伤惨重,沙河为之阻隔。太宗得悉东路主力惨败,急令全线撤军。在撤退过程中,宋军又惨败于飞狐口和狼牙村,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雍熙北伐”又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大名鼎鼎的“杨无敌”杨业殁于此役。《辽史·耶律斜珍》中更给了我们一个另类的记载,“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从此,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了。
两次伐辽失败,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踵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无疑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朝开始确立了“专守防卫”的政策。(哈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张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宋对辽由攻到守,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东达泥沽海口的屈曲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可是辽朝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便宜。大概最实惠的就是一个《澶渊之盟》了。
“澶渊之盟”其实是一个双赢模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管宋朝的经济如何发达,辽朝的军队如何善战(宋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完全消灭对方,打破事实上的“南北朝”状态。如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做个了断!“我们结婚吧?”辽朝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要给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岁币”;二是宋人要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前者,宋真宗真没想到。当日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成银绢,在7000万两/匹之上。故最初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是百万之数。而现在的数字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不到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花钱买平安”,此条件宋接受了;后者,谈判中被宋严辞拒绝,辽人也是强弩之末了,求和心切,也未坚持。可事实上瀛、莫二州当时已被辽军完全控制。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辽“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够本了。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赵桓和“大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和平养万物,平等也好不平等也罢,双方边境和平稳定,关南关北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汉族奠定了基础。其实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辽国早期,契丹人传统制度影响十分强大,尤其是贵族为维护自己利益竭力保持私家武装。这些军队始终是贵族私人财产。一旦国家发生战争,皇帝就将向王侯贵族发出征兵令。而贵族则有义务出兵或亲自领兵参战。而且不光出人,还要自己提供士兵所需战马、衣甲、兵器和口粮等。如果战斗中发生战损伤亡,皇帝将给于适当的经济补偿。而出兵尤其是亲自领兵出战的贵族,战争中拥有优先劫掠权,战后对战利品如财宝或奴隶则有优先挑选权。当时契丹国家正规军规模、数量有,而且军事制度还遗留有强烈的旧式色彩。因此,贵族王公军成为军队重要来源,成为辽国早期对外用兵的主力。在当时辽国军事和国家政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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