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康熙皇帝重用施琅攻打台湾是台湾回归清朝完成统一，不得不说康熙真的会用人。

施琅于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初六日抵福建厦门视事。他吸取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间进军台岛失利的教训，为防止督、抚、提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

当月即上疏说：“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军，征剿事宜，理当独任。”

在攻台人选组成上，康熙同意巡抚吴兴祚因“有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但仍坚持“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然而总督与提督意见确实不合。

施琅主张利用南风，专门派人征讨，先打澎湖，“扼其咽喉”。他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一，又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皇帝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同时指出：总督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官兵驻在厦门，居中调度，催运粮饷。

施琅得知据守澎湖的是台湾实权人物及其主力部队时，更加坚定了这一方案。姚启圣则提倡利用北风，“分别攻击”，同时进军台湾、澎湖，总督、提督各领一路。二人意见针锋相对，不可调和，致使出兵日期一再拖延。

施琅于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又上《决计进剿疏》，再次请求皇帝授权专征。他充满信心地表示：“如果皇上信任愚臣，委任臣为讨贼指挥官，让督抚二臣援助粮草，愚臣敢保证在短期内即可获胜。如完不成任务，臣愿受处罚。”

面对施琅的疏请，康熙态度极为慎重，令议政王大臣商议。十月初六，大学士等以议政王大臣议复“提督施琅请自行进剿台湾事”面奏请旨时，康熙再次询问大学士等：“你们各位有何高见？”

大学士明珠回奏道：“如让一人带兵去剿匪，就会充分发挥他的指挥才能。如让两人带兵去，势必会出现互相牵制的局面，以臣之见，让施琅一个去即可。”

康熙考虑总督、提督意见分歧，的确对出兵不利，于是改变原来态度，同意了多数大臣的意见，表示让施琅独自带兵征剿，是上策。

康熙对前方将领借口风向不顺，一再推迟出兵日期虽有不满，但他始终采取审慎态度，不轻率表态，坚持海道进取不同于陆路，尊重统兵将领意见，不强令进止， 使其能因地制宜，施展才干。后来他谈到当时的心情，说：“朕在陆战上尚能拿主意，海战不同于陆战，自己不能乱指挥，放手发挥行家的优势。”

在专征、合征问题上，康熙也不固执己见，而是考虑督、抚分歧难以调和的实际情况，修改原来谕旨，授予施琅专征大权，令姚启圣负责催趱粮饷，确保军需后勤供应。在配备将领时，康熙排除各方偏见，发挥众将官的积极作用。

施琅拟重用姚启圣处罚过的蓝理，而排斥受姚启圣器重的平阳总兵朱天贵，欲令其率兵返回浙江平阳原汛。兵部不同意蓝理署右营游击领舟师，然而康熙则认为这两人都可用，特旨批准蓝理署右营游击领舟师；令“朱天贵及原带官兵仍留福建，在后策应，听施琅调遣”。

在后来的海战中，蓝、朱二人均浴血奋战，果然英勇无比，朱天贵壮烈牺牲。

古人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才各有所长，故善用人者，当扬其所长，尽其所能。康熙知人善任，善于用其所长，这才保证了进攻的胜利。

人们常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之意。在用兵上，选择最佳之将领，则是取胜的关键。面对“海上风涛不测”的台湾岛局势，康熙听取各方意见，把专征大权压在了施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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