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离开北京之后，就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着变法运动。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让王安石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推荐的人，最后却和自己反方向而行。吕惠卿是个很有野心的人，自从王安石离开北京之后，他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就提拔了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

同时也用尽一切的办法打击 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以为自己得到了王安石的职位还能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胡作非为，致使朝中的大臣对他十分不满。韩绛等人强烈恳请王安石能够立即返京复职。面对此时的局势，神宗也觉得只有王安石回来，才能够挽回局面。公元1076年2月，王安石奉命回京复职。

  虽然王安石是回京了，但是吕惠卿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没想到当年那个积极帮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现如今却是狼子野心，利欲熏心。 吕惠卿不但没有再协助王安石继续推行新法，反倒处处妨碍，公然挑拨神宗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但是没过多久，就被聪明的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即刻将他贬出了京城，但变法派的阵营已经分裂了。

此时将近而立之年的神宗，这位当初的少年天子，在将近10年的经历当中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他自己更深刻的理解和打算，不再像之前一样，什么事都依靠王安石。于是君臣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改革的道路也走得更加困难了。

公元1077年6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雾因病不幸去逝，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王安石又一次坚决地辞职求退，神宗于十月第二次将王安石的相位罢免。雄心壮志未得酬的王安石，带着满腹的悲伤和遗憾再次离开了京城，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隐退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神宗的改革路线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开而放弃。就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的第二年，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但是，变法却依旧没能一帆风顺，依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神宗亲自主持新法之后，同样遭到朝中群臣的争议。

神宗原本在失去了王安石之后 就已经非常伤心了，现在还要独自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压力，难免会恼火。于是，他决定狠下心实行更加强硬的手段来继续推行新法，严厉惩罚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吏。苏轼不幸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

苏轼在当时文坛拥有非常大的名气，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号称“三 苏”，他的文章为天下所传颂。然而这位举国闻名的才子在仕途上也颇不得志，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贬谪当中度过的。

公元1079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为灰暗的岁月。四月被调任湖州的苏轼，按照惯例依旧向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上有这么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多少有些发牢骚的意 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严厉地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故意讽刺朝廷，妄自尊大，同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惩。

御史何正臣、李定等人，更是直接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的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没过多久，苏轼就被朝廷免职逮捕下狱，押送到京城，交往御史台审讯。那些和苏轼走得近的亲友，比如苏辙、张方平、司马光，甚至于已去世的欧阳修和文同等20多人都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入狱之后，一直照顾他的是长子苏迈。在最后判决的时候。苏迈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饭。因为父子不能见面，于是暗中约好，平常都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送鱼也就表示是死刑判决的坏消息，以便他做好心理准备。有次苏迈刚好有事，没有办法脱身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 但是苏迈却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恰恰好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拭见此大惊，觉得自己已经难逃一死，绝望的他便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绝命诗，以此留下纪念。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禁不住痛哭流涕，悲痛万分。他立即向神宗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来赎回兄长的罪。事实上神宗一直都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要将他处死，只不过是想厝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而已，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

朝廷中很多人都在给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在极力劝说神宗，圣朝不宜诛杀名士，甚至连重病在床的太皇太后都为此事责备神宗。最后，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面前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相反还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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