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如何惹上的一身骚?
宋人以文治国,民间的文化能人,基本要网罗到官场中去。苏轼是文艺全才,诗文尤佳,而且人品耿直,堂堂正正,可谓德才兼备,正符合政府的求贤标准,当然免不了被各种推送保送。但文艺全才不见得是官场能手,据历史经验,这样的人通常不擅钻营。唐朝李白就是如此,干不了那个活,就干脆当个酒鬼,四处交游;唐朝毕竟是豪放的,君王比较大度,出了这样的人,就赶出皇宫罢了。但宋朝不同,皇帝普遍走文艺范,文化气氛浓厚,出了这么个大才子,那是必须要网罗的,网罗进来才能显出君王爱才惜才用才,不然的话,后世难免要被批评。汉文帝不用贾谊,魏武帝杀掉孔融,都因此背了骂名,所以到了宋朝,以史为鉴,当然不能让大才子流落民间,必须用之于国家。但是才子嘛,一般有些脾气,有的脾气还不小。苏轼脾气可能不算坏,但恃才傲物,喜欢讽刺挖苦人。这在官场中可是致命的习惯。
像苏轼这样的才华,按规律一般是死后才能大放异彩,所以到了南宋高宗孝宗,苏轼才被高度推崇,谥文忠,这是大臣最高级别的谥号了。大才子活着的时候,一般是不怎么受当政者待见的。与其同朝为官的那些,人品端正的,也是几分欣赏几分嫉妒,连发掘出苏轼的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也对旁边的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欧阳修都如此,那些人品不端的,想到苏轼岂不都要妒火中烧。所以苏轼在朝中能有多少好朋友呢。况且以他这种管不住嘴管不住手的性格,嘲笑这个讽刺那个,而且嘲笑的句句在理,让被嘲笑者无话可辩,是最遭人嫉恨的。那些被嘲笑的人,为官做宰,不谈学富五车吧,至少也是附庸风雅,但在苏轼的才气面前,被弄得气喘吁吁。不仅同僚们,皇帝也不会喜欢苏轼,宋朝的皇帝中有几个文化造诣颇深的,最著名的是宋徽宗,书画才气不亚于苏轼。但当时的神宗皇帝,却才气一般,又年轻气盛,自诩不凡,政治上用王安石搞新政,改弦易辙大动作频频,眼看着是向一代圣主奔跑的。而苏轼呢,挺着个硬脖子,既不愿意拍马屁,说话还特别直。皇帝当然不高兴这样的人留身边,所以就派到地方,眼不见心不烦。皇帝的心意多么明了,如果苏轼聪明一些,就老老实实谢恩,在外面逍遥自在算了。可他的上表里,却流露出挖苦讽刺的意味,皇帝不太高兴,眼尖的人马上看到了,朝中嫉恨苏轼的多着呢,早想办他呢。所以御史们纷纷上奏,为首的李定,以前因为不服母孝,被苏轼嘲笑过,这次终于抓到机会了,罗列了四大罪状。这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日子来了,他被关在大牢里,御史台在他的诗文里搜集着证据,牵扯出几十人来。案子朝着从严从重处理,气氛越来越凝重。苏轼自知难免死罪,已经写诗与兄弟苏辙诀别了: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诗写的,已经毫无奔放豪迈之气,真让人心疼可怜。案子的结果呢,懂政治的人都明白,苏轼是不可能被杀的,谁肯背一个杀大才子的恶名呢,皇帝正励精图治想做圣主呢,怎么可能浇一桶脏水在身上。罪名虽然坐实了,但最后必然是皇帝爱才,法外开恩,饶了苏轼一命,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役,苏轼也算懂事了,以后别再想施展什么政治抱负了,也别对大政方针评头论足了,到地方上喝喝酒吃吃肉,与编外人士们谈诗弄词,落得逍遥自在;胸中才气怨气闷气化成诗词书画,尽情挥洒。
苏辙评苏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行,却又多么不讨人喜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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