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当初分析北伐成功最基础的一个条件是待天下有变，历史的局势则每一年都在变化，不能把数十年的战略一概而论。而且国防策略是否正确还需要根据敌国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某个时期策略正确不等于一直正确。

诸葛亮时期，曹魏北方受科比能和公孙渊牵制，兵力不能集中防备蜀汉。公孙渊兵力约有十万之众，燕国人口约六十万，是一个仅次于蜀汉的国家。详细看公孙渊兵多，司马懿兵少，为什么公孙渊输了？

《晋书》所统计30万乃辽东郡人口，未计乐浪、带方二郡。

《后汉书.郡国志》：记顺帝永和五年，辽东郡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此载有误，以一户五口记，当在三十二万口左右，与有《晋书宣帝纪》“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吻合，《后汉书》记载当为二十八万。）玄菟郡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记载有误一千当为一万）；乐浪郡：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共合计近六十万口。

东汉末年辽东未发生大战，青、幽二州人口大量流入，三郡即不增亦不会减少过半。

轲比能在234年才统一了漠南鲜卑，所以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才拉拢到了他。但鲜卑部落轲比能、步度根亦常年侵扰幽、并二州，田豫、毕轨都曾吃过鲜卑的亏。详细看为何并州地区在三国时期，在题主的认知中其存在感几乎为0，怎么说也是东汉十三州啊？ - 历史地理学

公孙渊、轲比能对曹魏之影响并不亚于汉中的诸葛亮，曹魏在幽、并、青三州所投入兵力至少超过十万。曹魏扬州、豫州、徐州、兖州、荆州的部队则负责防备孙吴，曹魏军队是轮休制度，非战争时期一部分主力在后方休养，曹魏大约有十万中央军在洛阳。

曹魏在雍、凉驻防兵力，早期大约只有五万左右，战争时期由中央派遣增援部队。以街亭之战为例，曹真在雍州部队大约只有五万，曹绷熘醒刖增援，派张A领五万进攻街亭，加上长安本部兵力大约不过十余万。后期曹碧取司马孚建议在关中增派常备部队，又遣冀州农丁五千于上屯田。

《晋书·宗室·安平献王孚》：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

诸葛亮为长期作战，在汉中实施屯田，又设立督农运粮。蜀军极盛时兵力十数万，郭冲认为诸葛亮在祁山时兵力八万，裴松之认同这个说法。合汉中驻防军，在诸葛亮时期蜀汉前线部队就已经超过十万，诸葛亮并无兵力上的劣势。特别是228年曹休于石亭大败，东线非常吃力。234年，孙权领十万攻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令万余入江夏。说到综合国力消耗，曹魏并不亚于蜀汉，况且多线作战的曹魏会比较被动。

《孙子兵法》云：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虽然国力悬殊，可是让敌人的主力部队找不到决战的地点和时间，一直进攻敌人薄弱的地方就变成了以强凌弱之势，空有蛮力而无处用就等于没用。单纯的罗列国力和人口，忽略全局战略才会认为蜀汉、孙吴无可胜之机。

配图是诸葛亮进攻思路，诸葛亮以汉中为军事基地，主要走祁山一路出兵，所意图是截断天水、南安、陇西与长安的连接，封锁进入关陇要道，将陇西据以为己有，再以此为根据地，往东可以进攻长安，与汉中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往西北能够占据凉州。这个战略正是建立在动摇曹魏根基的想法上，诸葛亮并不是盲目出兵，亦不是故意魏延。若按魏延的打法，攻陷了长安以后仍然要与魏军在关中平原交战，根本不能够割据所得领土。

认为诸葛亮为了情怀作战或转移内部矛盾，什么以一州之力伐九州或认为诸葛亮自不量力，这些人都是太小看诸葛亮的谋略了。诸葛亮从政治到军事都是一名实干家，怎么可能为了不切实际的想法而盲目进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割据陇西、凉州的战略拥有实现可能性。

进入蒋琬、费t时代后，蜀汉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主力撤回成都，这并非蒋琬、费t胆小如鼠。诸葛亮死后，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派韩龙刺杀了轲比能，使已统一的漠南鲜卑分裂。三年后，司马懿北定燕国。其次同事鲜卑各部向曹魏称臣，慕容、宇文、段等各部由此知名。这意味着曹魏不仅能把幽、并、青的主力部队回撤，白白得到燕国60万人口与数万兵力，国力徒增，曹魏可以往西线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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