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是因为汉桓帝无子，他是汉桓帝的侄儿，以刘姓族人的身份荣登宝座的。但是自他登基之日起，他的心中一直笼罩着一个可怕的阴影，随着危机四伏的宫廷生活，他对心中的这个阴影的惧怕程度越来越重。

他非常地敏感，而且极其脆弱，总是担心有人暗中图谋社稷，想夺取皇权。他得到皇位是那么的突然，会不会再突然失去呢。逐渐地汉灵帝身边的宦官们就十分清楚地掌握了汉灵帝的这种心理，他们利用汉灵帝的这种心理经常制造一些“谋反”“叛逆”的假象来吓唬灵帝。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李膺等人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林宗、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

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窦氏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这就涉及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宦官们十分嫉恨他们。宦官们每次拟写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的怨恨最大，他的老乡朱并是一个小人，当时遭到张俭的唾弃，侯览就教唆他诬陷张俭。于是，朱并上疏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张俭是这些人的领袖，灵帝立刻下诏令收捕张俭。

公元302年，宦官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十分可笑的是，年少无知的灵帝竟然问他：“何为勾党?”曹节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道：“为何要杀他们？他们有何罪？”曹节回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

灵帝问：“他们勾结要做什么不轨之事呢?”曹节又答道：“想要夺权窃国也”。汉灵帝一听勾党之人是要夺权窃国，立马批准了曹节的奏请，曹节趁机捕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夕卜，他还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有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嘉平五年又下诏州郡，只要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免去官职并禁锢。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了彻底的打击，而宦官的势力更加强大了，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汉灵帝对他们更加依赖。

宦官张奂除掉窦武、陈蕃之后，由小黄门升为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汉朝初年，中常侍是没有固定编制的，通常是设四人，每人年俸一千石。汉灵帝即位后却将中常侍的编制增加到了十二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高望、张恭、韩悝、宋典。

以张让、赵忠为首，这些常侍都无比贵盛，分封为侯，并与时任大长秋和领尚书令的大宦官曹节、任黄门令的大宦官王甫互为表里，把持朝政，行凶作恶。公元181年，曹节死后，赵忠以中常侍代领大长秋，张让也成为“监奴典任家事”的宫廷总管。

此时，张、赵二力达到了顶峰期，于是他们的父兄子弟都被封到各地做大官了。当时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二中常侍专权被称作“十常侍”。而这位昏庸的汉灵帝曾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一朝天子居然如此称呼朝中官员，可以说是一大千古笑柄。

宦官们掌控汉灵帝后，利用汉灵帝的皇权把一切能够与他们相抗衡的势力铲除了，自此，宦官的势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身体上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宦官们的人格十分卑劣，报复心理更是强烈，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治集团掌控着皇帝操持着朝政，总览大权，这种情形之下社会一定非常的腐败。

在政治上，宦官们在皇帝支持下，在朝廷上下实行统治，只要不顺从他们的，就会惨遭诬告与陷害，要么流放禁锢，要么被罢官、投向大牢，或遭到杀身灭族之祸。在经济上，宦官们兼并土地，恨不得包揽天下所有的良田，且大部分都占为己有，他们巧取豪夺的行径与强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生活上，宦官们更是腐化糜烂，挥金如土，并带领着灵帝也是如此。宦官们的无耻作为，使西汉王朝迅速沉沦下去了。

下一节：汉灵帝期间官场腐化官爵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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