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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

2017-05-17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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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变乃创新,通为继承,立足于继承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匮乏的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固然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离开传统文学的滋养,因而,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缘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首先,传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继承的。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 历史、人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一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 杜甫历经艰辛,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R�R、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 古典 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 诗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 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对《文选》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锻炼了娴熟的艺术技巧,开创了落尽豪华而见真淳的唐代文学。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继承,往往缺乏对传统文学、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类内容,即使作为文学创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难出现于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想得太多、写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的弊端,许多作品结构相仿、内容相似,陈陈相因,“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了无余味,贫乏苍白。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代文学往往是后来文学的滋养,或者作为进一步创造的“材料”,如《 三国演义》《 水浒传》是在话本、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红楼梦》与《 》有着密切的演进关系;《 聊斋志异》说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与前代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其文学语言的典雅、简洁,兼有骈文和 古文的优长。戏曲如《 西厢记》《长生殿》,更是《会真诗》《莺莺传》、董解元《 西厢记》和《长恨歌》《梧桐雨》的新变,脱胎于前代而独具自家面目,是戏剧史上的典范。至于诗文词曲之积累丰厚,别创新局,自不待言。而我们即使写一些小文章,几乎不能汲取经典文学的奇葩,作为写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这样的状况,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贫乏与苍白,割裂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其实,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好的经验, 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 柳宗元重视经典文学,并视之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传统文学经典的辞章之美,理应由当代文学继承与借鉴。汉字乃形、音、义构成的复合体,汉语言天然地具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色彩之美;声文,指声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刘勰看来,讲求形文、声文之美,是为了更恰切而生动地表达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为情而造文”的主旨——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之同时,往往忽略了形文、声文之美,单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情感思想的表达,需要完美的形文、声文之恰切配合,达到 韩愈所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骈俪与散行的交错运用,可以使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骈散结合,要善于融铸古今语言,简约精辟,使文章气势宏博。姚鼐说:“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要之,语言的典雅或简洁,是文学经典留给后世的丰厚馈赠。

  辞章,不仅仅指语言文字,还包括结构篇章。结构篇章乃为文之关键,应注意“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即讲求思维的一致性与周密性。刘勰论篇章结构,有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体”,因为此乃“命篇之经略”。清代桐城派讲求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显然,是将思想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而“法”则指文章的结构布局之先后与层次之衔接,还包括对所写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质,“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如若忽略篇章结构之经营,则如刘勰所说“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就辞章而言,经典文学,无论长篇或短制,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布局经略,或体制宏大,气势恢弘;或精约简要,有尺幅千里之势,颇值得学习借鉴。而且,即使是实用文体,传统文学亦颇注意于其篇章结构、材料运用、语言艺术的文学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为一。如果不仅仅胶着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而将其内涵扩充:以义理为承载思想、开启民智、培养精神品性的文学本体;以考证指文学写作的“材料”,承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辞章(文章)指文学之结构篇章和艺术性。那么,经典文学的基本质素所提供给我们的,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语言和精密的艺术追求。反观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轻视文学本体的追求,缺乏高远的精神品性,内容上几乎割裂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自如地运用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智慧,而且结构粗疏,语言粗陋贫乏苍白。这些皆阻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削减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精神品性。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着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 陈其伟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西方文学,正是对前代优秀文学的延续、扩容与超越,其经典质素始终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希腊文明、《圣经》文化,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及艺术品性,或隐或显地传承着,故而能够持续不衰地造就伟大的文学。相反,有些当代文学创作离开经典文学的滋养太久了,而今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的经典质素,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继承借鉴,融会贯通,才有创新可言,方可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源:《文艺报》 作者:雷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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