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变乃创新,通为继承,立足于继承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匮乏的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固然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离开传统文学的滋养,因而,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缘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首先,传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继承的。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 历史、人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诗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一 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 杜甫历经艰辛,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R�R、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 古典 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 诗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 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对《文选》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锻炼了娴熟的艺术技巧,开创了落尽豪华而见真淳的唐代文学。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继承,往往缺乏对传统文学、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类内容,即使作为文学创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难出现于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想得太多、写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的弊端,许多作品结构相仿、内容相似,陈陈相因,“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了无余味,贫乏苍白。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代文学往往是后来文学的滋养,或者作为进一步创造的“材料”,如《 三国演义》《 水浒传》是在话本、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红楼梦》与《 梅》有着密切的演进关系;《 聊斋志异》说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与前代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其文学语言的典雅、简洁,兼有骈文和 古文的优长。戏曲如《 西厢记》《长生殿》,更是《会真诗》《莺莺传》、董解元《 西厢记》和《长恨歌》《梧桐雨》的新变,脱胎于前代而独具自家面目,是戏剧史上的典范。至于诗文词曲之积累丰厚,别创新局,自不待言。而我们即使写一些小文章,几乎不能汲取经典文学的奇葩,作为写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这样的状况,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贫乏与苍白,割裂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其实,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好的经验, 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 柳宗元重视经典文学,并视之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传统文学经典的辞章之美,理应由当代文学继承与借鉴。汉字乃形、音、义构成的复合体,汉语言天然地具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色彩之美;声文,指声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刘勰看来,讲求形文、声文之美,是为了更恰切而生动地表达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为情而造文”的主旨——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之同时,往往忽略了形文、声文之美,单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情感思想的表达,需要完美的形文、声文之恰切配合,达到 韩愈所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骈俪与散行的交错运用,可以使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骈散结合,要善于融铸古今语言,简约精辟,使文章气势宏博。姚鼐说:“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要之,语言的典雅或简洁,是文学经典留给后世的丰厚馈赠。
辞章,不仅仅指语言文字,还包括结构篇章。结构篇章乃为文之关键,应注意“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即讲求思维的一致性与周密性。刘勰论篇章结构,有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体”,因为此乃“命篇之经略”。清代桐城派讲求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显然,是将思想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而“法”则指文章的结构布局之先后与层次之衔接,还包括对所写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质,“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如若忽略篇章结构之经营,则如刘勰所说“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就辞章而言,经典文学,无论长篇或短制,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布局经略,或体制宏大,气势恢弘;或精约简要,有尺幅千里之势,颇值得学习借鉴。而且,即使是实用文体,传统文学亦颇注意于其篇章结构、材料运用、语言艺术的文学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为一。如果不仅仅胶着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而将其内涵扩充:以义理为承载思想、开启民智、培养精神品性的文学本体;以考证指文学写作的“材料”,承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辞章(文章)指文学之结构篇章和艺术性。那么,经典文学的基本质素所提供给我们的,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语言和精密的艺术追求。反观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轻视文学本体的追求,缺乏高远的精神品性,内容上几乎割裂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自如地运用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智慧,而且结构粗疏,语言粗陋贫乏苍白。这些皆阻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削减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精神品性。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着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 陈其伟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西方文学,正是对前代优秀文学的延续、扩容与超越,其经典质素始终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希腊文明、《圣经》文化,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及艺术品性,或隐或显地传承着,故而能够持续不衰地造就伟大的文学。相反,有些当代文学创作离开经典文学的滋养太久了,而今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的经典质素,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继承借鉴,融会贯通,才有创新可言,方可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源:《文艺报》 作者:雷恩海)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首先,传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继承的。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 历史、人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诗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一 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 杜甫历经艰辛,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R�R、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 古典 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 诗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 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对《文选》的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锻炼了娴熟的艺术技巧,开创了落尽豪华而见真淳的唐代文学。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继承,往往缺乏对传统文学、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类内容,即使作为文学创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难出现于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想得太多、写得太多而读得太少的弊端,许多作品结构相仿、内容相似,陈陈相因,“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了无余味,贫乏苍白。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代文学往往是后来文学的滋养,或者作为进一步创造的“材料”,如《 三国演义》《 水浒传》是在话本、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红楼梦》与《 梅》有着密切的演进关系;《 聊斋志异》说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与前代志怪小说、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其文学语言的典雅、简洁,兼有骈文和 古文的优长。戏曲如《 西厢记》《长生殿》,更是《会真诗》《莺莺传》、董解元《 西厢记》和《长恨歌》《梧桐雨》的新变,脱胎于前代而独具自家面目,是戏剧史上的典范。至于诗文词曲之积累丰厚,别创新局,自不待言。而我们即使写一些小文章,几乎不能汲取经典文学的奇葩,作为写作的材料而化用自如。这样的状况,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贫乏与苍白,割裂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其实,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好的经验, 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 柳宗元重视经典文学,并视之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传统文学经典的辞章之美,理应由当代文学继承与借鉴。汉字乃形、音、义构成的复合体,汉语言天然地具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色彩之美;声文,指声律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刘勰看来,讲求形文、声文之美,是为了更恰切而生动地表达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为情而造文”的主旨——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情感之需要。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之同时,往往忽略了形文、声文之美,单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情感思想的表达,需要完美的形文、声文之恰切配合,达到 韩愈所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骈俪与散行的交错运用,可以使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骈散结合,要善于融铸古今语言,简约精辟,使文章气势宏博。姚鼐说:“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要之,语言的典雅或简洁,是文学经典留给后世的丰厚馈赠。
辞章,不仅仅指语言文字,还包括结构篇章。结构篇章乃为文之关键,应注意“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即讲求思维的一致性与周密性。刘勰论篇章结构,有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要求“首尾周密,表理一体”,因为此乃“命篇之经略”。清代桐城派讲求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显然,是将思想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而“法”则指文章的结构布局之先后与层次之衔接,还包括对所写人、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质,“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如若忽略篇章结构之经营,则如刘勰所说“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就辞章而言,经典文学,无论长篇或短制,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布局经略,或体制宏大,气势恢弘;或精约简要,有尺幅千里之势,颇值得学习借鉴。而且,即使是实用文体,传统文学亦颇注意于其篇章结构、材料运用、语言艺术的文学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为一。如果不仅仅胶着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而将其内涵扩充:以义理为承载思想、开启民智、培养精神品性的文学本体;以考证指文学写作的“材料”,承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辞章(文章)指文学之结构篇章和艺术性。那么,经典文学的基本质素所提供给我们的,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语言和精密的艺术追求。反观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轻视文学本体的追求,缺乏高远的精神品性,内容上几乎割裂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自如地运用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智慧,而且结构粗疏,语言粗陋贫乏苍白。这些皆阻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削减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精神品性。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着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 陈其伟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西方文学,正是对前代优秀文学的延续、扩容与超越,其经典质素始终一脉相承,不曾间断,希腊文明、《圣经》文化,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及艺术品性,或隐或显地传承着,故而能够持续不衰地造就伟大的文学。相反,有些当代文学创作离开经典文学的滋养太久了,而今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的经典质素,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继承借鉴,融会贯通,才有创新可言,方可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源:《文艺报》 作者:雷恩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 没有了 ———
编辑:阿族小谱
相关资料
文章价值打分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
当前文章打 0 分,共有 0 人打分
文章观点支持
0
0
文章很值,打赏犒劳一下作者~
发表评论
写好了,提交
{{item.label}}
{{commentTotal}}条评论
{{item.userName}}
发布时间:{{item.time}}
{{item.content}}
回复
举报
打赏作者
“感谢您的打赏,我会更努力的创作”
— 请选择您要打赏的金额 —
{{item.label}}
{{item.label}}
打赏成功!
“感谢您的打赏,我会更努力的创作”
返回
打赏
私信
24小时热门
推荐阅读
· 中西价值观的对比与中国价值观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
李树尔我们的社会是由个人、家庭、族群、阶层、阶级、各种团体……所组成的。人的社会活动是以人的生存为中心而展开的。创造不断完善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文明的古训“政在养民”(《尚书·大禹漠》)所揭示的道理就在于斯。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是相互依赖的,必然要发生多层面的关系。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及存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了大规模的、多层面的结构性社会。
· 对经典的定义
原文标题:经典时光:对经典的定义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英文版,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于2012年4月出版在所谓的“全媒体”时代,在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西方正典》一书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如何读,为什么读”经典的问题。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本版设立了“经典时光”栏目,将撷取中外名家们对文学经典的阅读经验,与读者分享。重读经典,不仅意味着对一种阅读记忆的重温,更意味着站在今天的角度对经典的重释,以释放出经典所蕴藏的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正如下文中卡尔维诺所说,本国经典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无从比较外国经典;同样的,外国经典也不可或缺,否则就无从衡量本国经典。就让我们就从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开始吧。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
· 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坛就开始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系列话题,到了90年代,一些作家又提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及至2000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热兴起之后,我们日渐清晰地发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之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之性格的文学成为我们的期待,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大道。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慢慢升起的近几年,我们迫切地期待一些能够呈现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文本,让世界真正了解和敬重中华文明,一如托尔斯泰用一部《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伟大的俄罗斯性格,罗曼·罗兰用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们感受同样伟大的欧罗巴精神一样。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既能够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热情的性格,又能体现我们民族为独立、复兴而奋勇抗争、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还能够用优美而...
·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9、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1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11、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1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13、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14、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16、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18、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 藏文化—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时代特征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从那时起,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文学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纪元,迄今为止,走过了整整50年的光辉历程。这就是铭诸史册的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有了划时代的明显变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这些明显变化和崭新面貌,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时代特征。那么,我们就从它的作家队伍、作品文字、作品形式三个方面,简要地作一个概述吧!大家知道,和平解放以前的历代作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藏族学者和著译家,绝大多数是高僧大德和上层知识分子,几乎全是男性,没有一个女性。然而,和平解放以后的50年,文坛的作家群体,无论是民族成分,还是个人出身,抑或是男女性别,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的可喜突破和新的组织格局。先说民族成分,当然作家的主体仍是藏族,他们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朝气蓬勃,笔歌墨舞,硕果累累,是名副其实的文坛主...
关于我们
关注族谱网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相关推荐,订阅互动等。
APP下载
下载族谱APP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
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