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中，指皇宫深院，宫廷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语，是指皇帝最近尚未公开的讲话，我们今天称之为小道消息。漏泄禁中语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讲的便是为君之道。他强调王者要“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要做到虚静，王者必须去想去意，即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 韩非子强调“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为臣者便能因而谋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为臣者的真实情况及其本意，故不能让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如此的话，主动权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语者，无非是通过观察君王无意中的言行，向相关人员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恶和意愿，为臣者可以借此以达到某种目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条云，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年）十一月，六科给事中王徽等的谏言，便讲到宦官“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其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反之，从另一个侧面讲，君王有所好，为臣者也能将它引向另一极端。《韩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王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实际上为君者不见其好，不见其情，匿其端的本质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动的位置，那么周围人的才能现其真相，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以上讲的虽然都是古人古事，若回顾当代我们亲历的这六十年，，下必甚焉的恶果，也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身边。故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从为君的角度讲是如此，从为臣的角度讲也是如此。

    《明史·刘基传》记录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一段对话：

    初太祖以事责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先分析这一段话，朱元璋与刘基讨论丞相人选，提出这个议题，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所以在考虑丞相的继承人选时要找刘基商量。谈话的时间是在洪武二、三年间，那时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已公开化了，故朱元璋会讲李善长欲害刘。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长在淮西集团的人脉关系仍在，朱元璋想让刘基为相，刘是浙江人，故自知力不胜任，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后讨论了三个人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个人都被刘基一一否定了。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长的长处是“调和诸将”，杨宪虽有能力但没有这样的器度。讲到汪广洋，刘基则认为汪广洋更比杨宪狭隘。杨宪与汪广洋二人是李善长为相时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长退休后，由杨宪掌事。汪广洋被杨宪排斥在外，杨宪被诛后，汪广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广洋自知人际关系上不如胡惟庸，仅受人摆布而已。结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责汪广洋朋欺，贬其广南，舟次太平，因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罪而赐敕诛之。在那样的条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而对胡惟庸，刘基的评语是“惧其偾辕”，那就是冲决朱元璋的控制。这句话传到胡惟庸处，那二人之间还能不成为死结吗？后来，此事不幸为刘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发胡惟庸案，也是势所必然。当时朱元璋在选择丞相候选人时，确实是两难。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李善长的侄儿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故胡惟庸在相府的人脉关系深远。用胡惟庸，实际上是又一个李善长，比李善长更让朱元璋放心不下。胡惟庸是在汪广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间为左丞相，以汪广洋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与胡惟庸便闹翻了。胡惟庸拜相时，刘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明史·刘基传》）实际上刘基伤心的是当年与朱元璋讨论丞相人选时，说过对胡惟庸不利的话。洪武七年刘基便忧愤疾作，害怕胡惟庸害他。史传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这是一个悬案，无法验证。但这也证明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是外传了，尽管胡惟庸否认刘基被毒死这件事，但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有 历史的宿怨在。从这一点上讲，君臣之间的对话，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话，其间利害关系相当之大，议论他人是非确会招致飞来横祸。他们对君王无可奈何，对进言的臣下却可以趁机下毒手。从刘基与朱元璋的对话及相关谈话人员后来的结局看，可谓高处不胜寒。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间都难于沟通，一次普通的闲聊谈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两篇涉及到禁中言的问题，如《随笔》卷二有《漏泄禁中语》条，讲到这么两件事。一是汉元帝时，京房向张博泄漏禁中言，张博因此而弃市；二是王章与汉成帝在宫廷议论王凤之罪，王音闻之，告王凤，元后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狱中。为什么如此呢？《韩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之所以神，则在于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灵，才能服众。泄漏禁中语，如果涉及权力结构上的根本性利益冲突，那就关系到相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宫廷密谋，历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故这直接关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为了防微杜渐，一旦发现泄漏禁中语，轻者会被帝王所疏远，重者将遭灭顶之祸。

    《五笔》卷七的《张蕴古〈大宝箴〉》中，张蕴古应该是直谏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为《大宝箴》的直言极谏，而是因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所谓妖妄，用今天的话讲是对最高领导层有一些不当的攻击性言论。蕴古言其风疾，风疾，是谓其神经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数。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对好德密报其旨，并与好德在狱中博戏，为御史所劾奏。可见张蕴古身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语给当事的案犯，并与相关案犯一起博戏，从而导致唐太宗发怒。洪迈为张蕴古抱不平，称其“无罪受戮”。唐太宗在杀了张蕴古之后，心中不胜懊恼，追悔莫及，下决心对死囚的决审，从一日覆奏改为二日五覆奏，表示对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两条对洪迈而言，亦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件。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迈与其兄洪适都受到孝宗的宠信和重用。当时龙大渊、曾觌由于早年曾在孝宗潜邸也深受重用，二人与洪迈相善，他们私下告知洪迈将迁西掖。洪迈见参知政事陈俊卿，讲了这一小道消息，陈俊卿为此与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威福之权也。”孝宗说：“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于是黜龙大渊与曾觌二人。朱熹在《陈俊卿行状》中称其曾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罢斥之。故洪迈与其兄洪适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归乡里。可见洪迈在随笔中所作札记《漏泄禁中语》与《张蕴古〈大宝箴〉》这二条亦系有感而发，既是为自己，亦是为京房、王章、张蕴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样是泄漏禁中语，若西汉夏侯胜出道汉宣帝语，宣帝是当面责之，夏侯胜说：“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处分了。故这类事还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牵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异。从根本上讲，一方面王者无私言，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政事还是公开透明的好，属于阴谋诡计的宫廷密谋毕竟是专制主义帝王制度的伴生物，让政事见阳光，可以避免和减少许多悲剧，也能让政治步上正常轨道，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随口聊天说笑话的时候，可不能句句当真，如果句句当真，人就难以开口说话了。

    有一句老话，叫作“王者无戏言”，《吕氏春秋`重言》讲了一个故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如果真要严格实施王者无戏言，那王者就无法开口说话了。 毛泽东讨厌有人偷着搞录音设备，不问场合录他的每一句话。人总有说笑话、聊天的时候，如果都当作圣旨办，那就无法说话了，实际上也是封他的嘴了。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可以不犯那样愚蠢的错误。总之，在如何说话的问题上，为君难，为臣亦难。在传话的问题上，同样也难。所以越到高层，越难说话，越难谈话交心，越难在相互之间沟通。一九七二年以后， 毛泽东很少见江青，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怕她随便传话，添麻烦，另一个是更怕她假传“圣旨”，对毛、对江都不利。一九七五年时， 毛泽东与芦荻谈《 水浒传》，一下子传到了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整理了一个文件给毛泽东，毛泽东就很难办了，传下去就会成为一件大事，而毛泽东讲《 水浒传》本来是随感式的，这就说明谈话之难。所以毛泽东到晚年只能与孟夫子那样的女孩子闲聊，说东道西了。这些闲谈现在读来，也别有一番趣味，谁也不会从中去猜测什么政治内涵了。

    对于禁中的种种传言，广义地讲，也就是各种小道消息，从闻者的角度讲，无论是什么传言，必须抱分析的态度，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因势而异，谨慎对待，这样才能全身避祸，并有利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拿鸡毛当令箭，不问是非地借此随便整人，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对于有的人故意制造内幕新闻，借以为个人谋利，那就同样另当别论了。总之，为人还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内幕新闻办事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还是难免一败涂地的。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面说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拿到现在来说，如果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制度化规范化了，那么小道消息的市场也就会大大缩小了。领导人生活中的闲聊与领导人之间的互相沟通毕竟与正规的政府信息发布有区别，大家的空间扩大了，政治生活也能走上轨道。打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证券市场在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来谋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市场很不正常的时候，如果信息发布规范化了，那么投机客兴风作浪的空间便大大压缩了。对股民来说，不能靠小道消息来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是要根据市场宏观面、公司基本面来判断公司，根据技术趋势来决定进出，这样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扰而上当受骗，这样市场才会健康和繁荣。否则大起大落，大多数人受损，少数投机客获利，这就不是一个正规和健康的证券市场了。对于小道消息的传布者，也得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要看他的出发点，要看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对其处置应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伤害无辜者。这个有关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换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

    二○一○年一月四日

    来源：本文摘自朱永嘉著《读史求是》（2015年1月，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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