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的盛夏，安禄山叛军在几乎未遇抵抗的状态下开进不设防的长安城，一个寄予后人无限想象的盛世在酷暑中骤然崩塌。然而此时，锋刃的反光却使城南巍峨的秦岭山谷中弥漫着逼人的寒意，叛军开始大举搜括藏身在这里的朝臣。出于种种原因，相当一批官员没有跟随玄宗父子西去，而是选择到南山暂避，毕竟这里有他们熟悉的别业与寺院。对于那些达官贵人被俘时的凄惨与狼狈，史书没有记载，却唯独以简练的笔法勾勒出这样一个场景：叛军在山谷中发现一位名叫韦述的史官，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怀里抱着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部尚未完稿的《国史》——在这些没有来得及最后厘定的卷子中，“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六位帝王与一位皇后所统治的一个半世纪，历历俱在。

    史官韦述抱《国史》而陷贼，以极富象征力的方式构成一种隐喻：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彻底终结了李唐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 历史。也许是由于“盛唐”的光环太过耀眼，这使得一般人印象中的后期唐帝国几乎等同于孱弱与动荡的代名词。事实上，唐王朝在遭受重创后不但维持了144年的国祚，甚至几度呈现“中兴”之态，这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十分罕见。我们或许有必要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以外，看看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从废墟中再次站立并重建新秩序的种种努力。

    抵御吐蕃：周边安全的重建

    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绵延8年的安史之乱终告平定。然而一场惨胜并不能使朝廷马上摆脱风雨飘摇的局面。来自潼关以东的军事压力固然暂时缓解，但新的威胁已从西方逼近。就在安史乱平后的第二年，朔方军叛将仆固怀恩招引吐蕃、回纥、党项等部侵入关中，长安告急；次年，吐蕃等部聚众30万再攻长安，唐代宗逃亡，这座伟大的首都在10年内第二次被周边民族的武士们占领。危急之际，老将郭子仪单人匹马深入回纥大营，依靠自己多年来与回纥上下的情谊，说服他们退出与吐蕃的联盟并与唐军合作，终于迫使吐蕃军队退出长安，再次将唐帝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吐蕃是几乎与唐王朝同时崛起的强大政权，唐、蕃双方时战时和，唐军在多数时间中处于上风。为了保持对吐蕃的军事优势，玄宗时期在从甘肃东部经河西走廊直到天山南北的漫长战线上部署了大量精锐军队，其统帅也多选拔名将充任，哥舒翰即为其中代表。安史乱起，西部军队大部分东调平叛，吐蕃借此机会开始大举进攻，陇右、河西节度使辖境内烽火四起。吐蕃首先集中兵力夺取今甘肃东部地区，然后逐步向西蚕食，764年占领西北最大城市凉州（今甘肃武威），781年迫使苦战11年的敦煌军民投降，790年攻占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同时，吐蕃还联合南诏，屡次对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剑南道发动大规模攻击，西部边境的多个战线相继告急。

    “昔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吐蕃的扩张使长安直接暴露于其兵锋之下。吐蕃以游牧为主，喜欢在秋高马肥之际入侵内地，于是每年秋天朝廷都需调动大批军队往关中西部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备战，名为“防秋”。吐蕃方面也颇多雄才，懂得使用军事以外的多种手段对付唐朝。公元786年，吐蕃统帅尚结赞利用唐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精心策划了“平凉劫盟”事件。尚结赞的意图是先以反间计把镇边宿将李晟罢官、再以会盟为由劫持名将浑�{、最后再于朝廷内制造将地位最高的老将马燧当作替罪羊，从而将当时唐朝最有才干的三位将领一次除去。此计划虽未能实现，但说明此时唐朝面临的外来威胁，已经不是部落侵扰的疥癣之疾，而是存亡之秋的心腹大患。

    就在朝廷上下疲于应对吐蕃进攻的时候，曾为肃宗谋划平定安史方略的奇人李泌冷静地向新即位的德宗分析了形势，认为对蕃战争频频陷于被动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而在外交。李泌建议，只有调整外交政策，建立联合回纥（788年改名回鹘）、南诏甚至天竺、大食在内的统一战线，对吐蕃形成包围之势，方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李泌的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虽然不清楚对大食、天竺的统战成果究竟如何，但南诏、回鹘相继恢复了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并在几个战略方向上遏制了吐蕃的攻势，局部地区甚至还有反攻。唐朝在对蕃战争中处处吃紧、时时挨打的局面逐渐缓解。吐蕃则由于失去盟友而力量大减，过快的扩张速度又使得内部矛盾重重，进入9世纪后开始衰落并爆发内战。9世纪中叶的宣宗时代，陇右地区爆发了汉族民众为主的大起义，唐朝借此一度收复了许多被吐蕃占领的故地。

    总而言之，唐朝后期，来自吐蕃的威胁最为严峻。西部广袤疆土的沦陷使唐帝国的版图失去了平衡， 诗人 李商隐生动形容这种局面道：“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曾是唐帝国西北军政枢纽的凉州以异域歌舞与葡萄美酒闻名，该城陷于吐蕃，尤其让帝国精英们耿耿于怀，元稹的 《西凉伎》与 杜牧的 《河湟》等名 诗都直斥将领乃至宰相的无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历安史之乱的帝国已经伤筋动骨，主动恢复昔日疆土已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国力大减的唐帝国毕竟在首都附近抵御住了锋芒正劲的吐蕃军队，最终熬到了对手在9世纪末的总崩溃，也可以算作一种胜利。对蕃战争中，争取回鹘、南诏两个昔日与国也确保了唐朝后期北方、西南两个战略方向基本平静。面临严重边患的情形下，唐王朝虽屡有迁都之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对于帝国政治凝聚力的保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否则又一幕永嘉南渡的悲剧或许会再度上演。

    重整禁军：内部军事格局的重构

    “安史之乱”的平定中，朔方军立下汗马功劳。但即使在平叛战争之中，朝廷对朔方军始终未给予充分信任，皇帝常派宦官至军中干扰指挥，以致酿成惨败。历代史家，多以“忠奸”对立来记录解释这些史实。我们当然不否认肃、代二宗的昏聩与鱼朝恩、程元振之流的包藏祸心，但站在皇帝与朝廷的立场上，似乎也有理由对他们的担忧报以同情的态度：手握重兵的郭子仪与李光弼，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安禄山或史思明？九节度使邺城会战几乎聚集了朝廷可以调动的全部精锐，但朝廷居然不设主帅以致诸军无法协同而溃败，个中关节不难明了。

    大批精锐部队效忠于将领而非朝廷，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大重要原因。朔方军虽然神勇，但郭、李等名将的影响力也令皇帝忌惮，因此分化朔方军就成为肃、代二宗的重要选择。朔方军主力虽然经常远赴内地作战，其基本防区还是在长安的北部、西北一带；随着吐蕃的兴起，朔方军又成为唐王朝藩屏西北、拱卫京畿的主要力量。朝廷以更好地分区防御为由，不断在原朔方军辖境内设立新的军镇，并分别以朔方军各将领出任节度使，至于郭子仪与李光弼两位中兴名将，一位在安史乱后长期被褫夺兵权，一位在安史乱平后不久就郁郁而终，朔方军各部失去了共同尊奉的统帅，朔方军将领之间、朔方军与其他系统将领之间的不谐开始充分显露，这正是皇帝所乐见的。此种局面导致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764年仆固怀恩叛唐导致吐蕃占领长安，第二次是784年李怀光叛唐导致德宗流亡汉中。这两人造反经历几乎有着共同的脚本：他们都是朔方军骁将、都为国家出生入死并立下过赫赫战功，却都受到来自朝中宦官或权臣的陷害、都受到同级将领的排挤，被形势“逼反”；但又仅仅是为了自保而非以篡夺社稷为目的，最后身败名裂。两人的悲剧从一个角度说明，“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其军政关系正在进行深刻调整。

    皇帝与朝廷充分意识到：用一个节度使的军队去平息另一个节度使发动的叛乱是极为不可靠且不安全的，皇帝迫切需要一支由自己直接掌握的强大军队。皇帝直接掌握的军队即所谓禁军，自唐初以来一直有两个系统，一是沿袭北周、隋以来府兵制的基本制度精神所设立的十二卫，二是自高祖晋阳起兵的老班底中选拔的“元从禁军”、历次扩编后发展为玄宗朝以招募兵员为主的“龙武军”。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实战中，老牌禁军的表现不佳，其最为有名的“战绩”恐怕是发动“马嵬哗变”。与此同时，一支驻守在帝国西部边境的野战部队崛起为新禁军的中坚，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军。

    神策军原本是盛唐时期在唐与吐蕃边界担任戍边防御任务的部队，后东调参与了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在吐蕃进攻长安期间，逃亡中的唐代宗得到了神策军的忠诚保卫，这支与朔方军没有渊源的部队从此得到了皇帝的特别青睐，成为帝国柱石。在朔方军逐渐被分化瓦解的同时，神策军经过几次扩编后达到了十几万人的规模，大批名将任职其中，士兵装备良好、战斗力很强。神策军主要负责长安与整个关中的警卫工作，同时还担负有讨伐叛乱与抵御外敌的任务。这支部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除极短暂的时间外，基本上由宦官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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