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是我国古代 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与“汉族”的诞生有某种内在联系。但由于《史记·高祖本纪》中有“项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这么一句述评，因而自《汉书》以来，对垓下之战中的项羽及其将士的表现产生了诸多误解。

　　如近期张剑锋先生于《学习时报》2010年11月15日发表的《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以下简称《虚假报道》），即是典型一例。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学界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轰动效应”，甚至被人称为“惊天动地的论断”，《新华文摘》于2011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

　　笔者认真读后，认为《虚假报道》中认定项羽是“弃军而逃”的“懦夫”，而《史记》对项羽作了“虚假报道”的论点和论据均是不妥当的，因而有必要对《史记》中与“垓下之战”有关的重要史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拨开“垓下之战”的层层迷雾。

　　错判局势与盲目自信

　　在“垓下之战”中，对项羽这个楚军统帅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方面讲，即他为何而败，又为何而亡？

　　先讲因何而败。我们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鸿沟之约”签订后，项羽即“解（通‘懈’）而东归”，这是他作为统帅犯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由于“懈”，他既没有深入了解已占领他的首都彭城的韩信及其军队的实力，又没有积极地与江东楚国后方进行有效联系，对兵员与后勤补给漠不关心。

　　项羽犯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建立在第一个错误基础上的，即“军壁垓下”以图夺回首都。以今天的军事眼光看，他当时正确的选择是不在垓下建“壁”驻扎，而应率军直过江东，以获得必要的军事休整与补给。但由于他有“巨鹿之战”以十分之一兵力战败章邯、在第一次彭城之战中以不足二十分之一的兵力大败偷袭他首都的刘邦这两个成功战例，再加上他没有与韩信正面交过手这一因素，因此犯了盲目骄傲自大的错误，妄想续写“巨鹿之战”和“第一次彭城之战”以少胜多、一战而扭转战略态势的辉煌。

　　但这次他失算了。韩信当过项羽的部下，但项羽却不了解韩信，这是项羽的悲剧。他在垓下第一次与韩信的大决战中，因盲目反击而中了韩信佯装“不利，却”的“调虎离山”之计，在勇猛追击的路上中了韩信的埋伏而大败垓下。

　　这一战《史记》写得很清楚。它告诉我们，正是这一仗，项羽“可十万”中的主力被歼灭殆尽，被四面包围的剩余楚军已基本丧失了再次进攻的能力。因此，“四面楚歌”只不过是压垮垓下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那么，对于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到底应怎么看？笔者认为，这是项羽在垓下之战中所作出的唯一清醒正确的决策。如果他能将这一决策贯彻到底，他是能够做到“善败者不亡”的。

　　下面再讲他的“亡”。综观《史记》中的记载，项羽在“垓下之战”中的确不必“亡”，也不是“亡”在刘邦或韩信手中，而是“亡”在他自己手中。请注意，《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个细节：一是他在“南出”突围中，于阴陵“迷失道”，项羽发出了“此天亡我也”的感叹。在项羽看来，他身经大小七十余战，从没迷失过道，而如今怎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在自己的国土上大白天“迷失道”呢？他认为这是天意。

　　二是他率领仅存的二十六骑“欲东渡乌江”，而这时却只有一只容纳一人的小船。请认真读《史记》，这二十六骑不是一般的士兵，是他“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仅存的二十六骑。乌江亭长让他撇下这二十六骑独自过江，这是一个清醒而正确的建议。但此时的项羽显示出他性格中独特的一面，又认为是“此天亡我”。他主动放弃了国王的责任而作出了与二十六骑同生共死、血战到底的抉择。

　　作为领袖，这是愚蠢的；但作为将军，至少在他的子弟兵和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目中，他的确是视死如归的英雄，并不是什么“懦夫”。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灌婴军的“斩首八万”并非垓下军

　　关于这一点，《史记》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淮阴侯列传》中的确均无直接、明确的记载。也许正因为这三个 传记的“留白”，使《虚假报道》一文产生了误解。

　　在读《史记》时，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太史公“水墨画留白”的写作方式。他为避免史料重复出现，采取了“互文”、“互见”的方式——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处留了白，不等于不在其他地方画龙点睛地作出交待。

　　关于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后垓下残余楚军的命运，司马迁并非“成功隐藏”、“缄口不语”，而是在《樊郦滕灌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栾布列传》、《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相关文献中分别作出了交待。

　　本文不妨归纳如下。第一，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投降了灌婴军。这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载明了的。结合多个传记综合判断，灌婴在“下东城”前所降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既不会是东城守军，也不会是江东援军，只能是垓下残军中没有战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战士和“军将吏”群体。“左右司马”是两个仅次于大司马的行军副司令高级将领。他们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战场上，也不愿主动投降四面合围的汉军主力；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项王“南出”，所以就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但第二天白天，冻饿伤残得只有“走”而无“战”之力的这部分楚军，没有找到项王，而是遇到了杀气腾腾的灌婴五千骑兵。面对此绝境，投降是顺其自然的了。

　　第二，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u、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限于篇幅，单举钟离�u为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汾阳侯靳强条载：“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u，功侯。”可见在项羽溃围南出的当夜，钟离�u亦率军在另一个方向进行了激烈的突围战，军队被“破”后单独逃走。根据《史记》对季布、钟离�u的记载看，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

　　第三，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这些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互文”中有迹可寻：项伯“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至于丁公，也许“功”大到难赏之地步，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动找到刘邦请赏，但刘邦却大怒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并“遂斩丁公”。

　　将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说明在项羽率八百余骑“直夜溃围南出”后，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军是被俘而不是壮烈牺牲。《虚假报道》中的“整个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一句，明显是误解了史料，张冠李戴，把《高祖本纪》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中的“斩首八万”戴到了“垓下战场上的汉军”头上。

　　试推理，如果灌婴五千骑在垓下战场上就“斩首八万”，《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又说他所将军队在“下东城”前“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那么，两个数字加起来，仅灌婴五千骑就将垓下“可十万”的楚军斩首、生俘九万二千人。果若此，“（垓下战场）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将无“英雄顽强”可言，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而韩信和刘邦率领的近百万汉军简直就在那里观战，而战胜后的刘邦岂会说：“我不如韩信。”他一定会说：“我不如灌婴，他五千骑兵就斩俘垓下楚军九万二千人！”可见，灌婴军的“斩首八万”决不是垓下军。因为司马迁明言“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那么这个“斩首八万”定是灭项羽、占东城后，一路东渡乌江所略定的楚地“五十二县”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军。

　　《史记》并未“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

　　由于上述核心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下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一方面，《史记》中是否有“特意抬高项羽”的写法？我们认为是没有的。诚然，今天在读《项羽本纪》时，一般读者大多会被项羽英勇无敌、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甚至会一洒同情之泪。但《史记》同时在另外许多场合无情地列举了项羽身上最突出、最可憎的缺点：“项羽有一增而不能用”（刘邦语）；“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语）；“项王喑�f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韩信语）；“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从《史记》中摘引的这些评论项羽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出半点“抬高项羽”的笔墨吗？

　　那么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否有意贬低了刘邦？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熟读《史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随机应变而又胆识过人的汉高祖而并非一个“无赖”。退一万步讲，司马迁即使“因一介个人恩怨”而想贬低刘邦，他能做得到吗？我们知道，《史记》是在汉宣帝时代经过皇帝批准而“宣布”的，《汉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试想，在信奉“霸王道杂之”、嗜杀成性的汉宣帝手中，《史记》得以较完整保存并“宣布”，唯一可信的解释是，其中的记载确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就连西汉高祖的嫡亲后代也愿意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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